潘建伟：我与杨振宁先生交往的若干往事｜ 百年风华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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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对我的帮助，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方面。自我回国开展光量子信息实验研究时，其实就已经与我在奥地利留学时的老师Anton Zeilinger教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后来甚至和他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对我们的国际合作带来了一些困扰。

杨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地帮我协调，专门邀请Zeilinger教授到清华来访问，借此机会和我还有Zeilinger教授一起进行了沟通，促使我们团队后来和奥地利科学院基于“墨子号”卫星成功开展洲际量子通信的合作研究。直到现在我们和Zeilinger教授团队还时常有合作。因此，在大多数人看来，杨先生是受众人崇敬的科学大师，但对我而言则更像是一位充满智慧且关爱学生的师长。

与杨先生的交往中，还不时出现一些趣事。我还记得在2005年第一次与杨先生交谈时，他告诉我获得了当年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后来我到新疆去参加颁奖典礼，正好在电梯里遇见了杨先生。我很激动地向他问好，杨先生却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回答是中国科大的。杨先生说科大有一个叫潘建伟的工作不错，这回获奖了。我只得直言我就是潘建伟，杨先生听后哈哈一笑，说：“抱歉，我记不清你长什么样子了。”

后来又与杨先生见过几回面，他仍然没有记住，直到见面的次数多了，才终于记得我的样子。其实这并不是由于杨先生年纪大了，我们团队的很多年轻教授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一个人的工作记得很清楚，却往往记不清他的长相，这应该是我们都专注于学问本身使然。

还有一次偶然的事件让我印象深刻。2016年杨先生在北大出席求是颁奖典礼时不慎跌倒。杨先生当时已是九旬高龄，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揪心，杨先生却像一个孩子似的笑着对我说，潘建伟啊，我刚才摔了一跤！无论是“脸盲”还是“老顽童”，其实都是体现了一个学者醉心于学术的纯净的灵魂；而这种纯净的灵魂，正是产生大师的心灵土壤。

杨先生曾经深有感触地告诉过我一些他过去的经历，例如，1945年他出国留学的时候，在去往美国的船上第一次吃到了冰激凌，感叹道世上竟然有如此美味的食物。杨先生甚至还说，直到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吃饱了。从这些略带辛酸的往事，可以感受到杨先生他们那一辈科学家，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求学的不易，而这份对科学真理的向往和执着，最终带来了中国今天的科技繁荣。

杨振宁与我

2019年，随着“墨子号”量子卫星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我们荣幸地将“墨子号”载荷样机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杨先生出席了捐赠仪式。在捐赠仪式上，杨先生感慨道：“我们这一辈人过去总是盼望着中国‘天亮’，如今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