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与杨振宁观点相左，对中国科技战略制定有何价值？

作者：黄庆桥

节选：

杨振宁强调应用科学研究

与李政道恰好相反，杨振宁于1972年6月第二次回国时就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此后，他又突出强调中国要大力开展发展性科学、应用性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杨振宁突出强调应用研究的理由，也同样雄辩有力，同样给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科学界以极大的启发。

持续反对中国建设高能加速器

杨振宁于1971年7月首次回国访问，回国期间主要是省亲和参观各条战线上的 “样板” 工程，与中国科学界并未深入交流。1972年6月，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李政道同年9月第一次回国）。也即是在这次回国期间，杨振宁开始介入到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的争论之中。

1972年7月4日，杨振宁应邀参加中科院组织的 “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 座谈会，会上中国物理学家提出中国要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人才。出乎参加座谈会的中国科学家意料的是，杨振宁在会上反对中国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而且态度坚决。

他说：“拿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来发展高能加速器，从中国工业发展来看，我很难投票赞成…… 中国去年的钢产量是2100万吨，可以等这个数字增加三倍以后再来讨论。这个数字是美国和苏联的六分之一，但美国和苏联的人口是中国的三分之二。中国有很多别的事情做，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但我不觉得应当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 [7] 应当说，眼界开阔、对中美情况都有了解的杨振宁是务实的。

确实，1972年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奢谈建造大型加速器极不现实，而且当时高等教育几乎停滞，没有人才根本就不可能建成加速器。在杨振宁看来，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并发展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尽管中国科学家对杨振宁直言不讳的意见感到很不舒服，但杨振宁的意见确实很在理，这对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科学家而言，无疑是一针清醒剂。

尽管杨振宁极力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但中国科学家有着自己的长远考虑，张文裕等18名科学家联名于当年9月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发展中国的高能物理并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建议。周恩来亲笔批示给予支持。1973年，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高能加速器建设也提上日程。1975年，国家批准建造4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1978年国家改为批准建造5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然后建造5000亿伏质子加速器，史称 “八七工程”。

也就在 “八七工程” 上马的时候，杨振宁再次回国，并且 “不识时务” 地再次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1978年8月18日，邓小平和方毅接见杨振宁，会谈中，杨振宁明确表示自己反对祖国建造大型加速器，以至于邓小平在会见结束时指示在场的副总理方毅，专门组织专家再次与杨振宁详谈。8月19日下午，方毅率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钱三强、朱洪元等著名物理学家再次与杨振宁座谈。虽然杨振宁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但 “八七工程” 上马已成既定事实。[8] 此时的中国科学界，急于奋起直追的心情更为迫切，不可能因为杨振宁的反对而下马一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重大科学工程。

然而，好景不长，“八七工程” 过于贪大求高，不幸被杨振宁言中，不符合中国实际，被迫下马。

话说1978年底 “八七工程” 上马后，因耗资巨大，也遭到国内科学界其他学科的反对，据说就有 “我们这儿饭都吃不饱，高能物理所在那儿吃肥肉” [8] 的说法。因此从1979年开始，国家就开始考虑调整高能加速器建设，也就是下马 “八七工程”。

1980年1月，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后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大型学术会议——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召开，包括李政道、杨振宁在内的海内外华裔物理学家群贤毕至。会议期间，由李政道牵头拟就了一封致中国政府的信，呼吁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建设高能加速器。绝大多数到会物理学家都在这封信上签名了，而杨振宁却没有签名。不仅如此，他还于当年3月12日给所有参会的科学家写了一封信，再次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已经十分清楚我的意见……我不能够无愧于心地去签署这个文件，因为我认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签名，而是中国人民的签名。” [8] 这是有史可考的，杨振宁第三次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

1981年底，在经过更为理性、周全的论证与国际咨询之后，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建设大型质子同步加速器，改为建设规模较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就在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策不久，也就是1981年底，杨振宁致信邓小平和方毅，再次提出反对意见。而且这次意见更有针对性、更为具体、更具前瞻性，试图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指出方向。这封信影响很大，因而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这封信的主体内容及有关情况。

杨振宁在信中明确了自己反对建造大型加速器的观点，进而深刻指出，中国的科学研究 “倾向于走两个极端：或者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者太注意产品的研究（制造与改良）。介于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发展性研究似乎没有被注重。” “发展性研究是一种中期的投资，希望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内成果能增强社会生产力。这种投资我觉得是当前中国科技研究系统中十分脆弱的一个环节。” “原理的研究成果往往名气大，叫得响，而发展性的研究各工厂视为财富，不肯公开，所以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而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的研究多得多。事实与此正相反。” 杨振宁指出，美国的发展性研究经费大约是原理性研究经费的10倍。“原理的研究的社会支持在美国只是这30年才开始的。这个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这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 [9] 在这些论证基础上，杨振宁认为中国应大力开展发展性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必须承认，杨振宁的上述观点是非常精辟的，已经超越了就事论事的层面，转而从学理层面、中国实际以及汲取国际经验的角度，为中国科技发展提出了极具指导意义的建设性意见。

1981年12月28日，邓小平审阅了杨振宁的这封信，并作出重要批示：“由有关部门进行讨论，拟出方案。” [10] 由此可见，邓小平是非常重视这封信的内容的。又因杨振宁的这封信有理有据，不仅找准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痛点”，为中国科技战略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还有邓小平的明确批示，所以此信内容引起中国政府和科技界的广泛讨论。以至于《光明日报》于1982年3月5日以较大篇幅刊登了此信的主体内容，并特意加了一个 “编者按”：“希望本文能引起国内科技界的重视，并欢迎大家就本文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 [9] 这足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官方的态度。

也就是从这封信开始，鉴于中国政府已正式决定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杨振宁不再公开反对中国搞高能加速器，而是主张中国政府要更多地重视发展性研究，也就是应用科学研究。

基础与应用之辩的时代意义

通过上面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李、杨二人观点相左，但他们给予中国的意见和建议却也都是有理有据，都是出于要把中国的事情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好这一爱国心的，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这一点必须首先明确。

李、杨二人的观点相左，主要源于他们看待中国问题进而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的出发点不同。李政道针对 “文革” 对基础研究的否定及其恶劣影响以及改革开放后功利主义在中国的盛行，极力主张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当然没有错；杨振宁针对中国科技和工业落后的现实状况，极力主张要更加重视应用科学研究以满足国家建设的急需，也没有错。因此，在如何看待李、杨观点相左这一问题上，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非要评判二者孰优孰劣、谁对谁错。事实上，他们二人的观点不同，只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本来，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都非常重要，二者都不可偏废，这是无须争论的。但这个问题在中国有其特殊性。中国的近代科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背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沉重使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一定是与国家战略、国家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建国以后，“学科” 与 “任务” 之间到底该如何平衡的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文革” 后，国家建设步入正轨，各个领域都急需财政支持，可是国家却很穷，分摊到科学技术研究上的科研经费极为有限，这里多拿一分，那里就少了一分。这也是那个历史时期基础与应用之争以及李、杨关于基础与应用之辩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李、杨二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裔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二位都是十分爱国的。1980年10月，当时在美国访学的周光召在给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的一封信中谈及了华裔科学家莫伟的一些看法：“莫伟找我谈了三次，谈了一些情况和意见，他意思是希望我把这些意见转告国内…… 有些人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人有私心，中国政府不要轻信他们…… 莫讲据他看只有李和杨没有私心，热情希望把中国事情搞好。” [14]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外华人对李、杨二人的评价，中国政府也因此对他们二人的意见和建议格外重视。

就此而言，李、杨二人观点相左，对于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反而是好事情。不同观点的碰撞，能让中国领导人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进而能让中国的科技战略决策更加理性、务实、周全。或许，这也是李、杨关于基础与应用之辩的最大现实意义之所在。